道光二十年的雪，下得比往年更烈。
紫禁城的琉璃瓦上积着厚雪，檐角的走兽被冻成了冰雕，仿佛要把这三百年的王朝冻进永恒的寒冬。
乾清宫里，道光帝攥着八百里加急送来的奏折，手指深深掐进“英夷攻陷定海”的朱批里，明黄色的龙袍下摆沾着打翻的茶渍，像朵开败的秋菊。
“这仗，怎么就输了？”
他喃喃自语，声音比殿角的铜鹤还要干涩。
案头堆着林则徐的禁烟奏折，字里行间的“鸦片流毒，为祸甚烈”还带着墨香，可如今，那个在虎门销烟时眼神如炬的总督，己经被发配到伊犁，只留下“苟利国家生死以”的诗句，在风雪里飘成一缕孤烟。
太监进来添炭，火盆里的银霜炭噼啪作响，映得皇帝鬓角的白发愈发刺眼。
“万岁爷，两江总督琦善大人求见，说与英夷的和议有了眉目。”
道光帝摆摆手，目光落在墙上的《皇舆全图》上。
那图上的大清疆域，像片舒展的桑叶，可如今，东南沿海的几个红点，像被桑蚕啃出的破洞，正一点点扩大。
他想起乾隆爷当年接见英国使团，说“天朝物产丰盈，无所不有”，那时的紫禁城，何等气吞山河。
可短短几十年，怎么就成了这副模样？
他不知道，此刻的广州城外，英国舰队的炮口正对着虎门炮台。
守将关天培的战袍上结着冰，手里的大刀己经冻得发沉。
他望着身后的军旗，“大清”两个字在风中猎猎作响，却掩不住士兵们冻得发紫的嘴唇和颤抖的双腿。
“将军，炮弹不多了。”
亲兵的声音带着哭腔。
关天培把最后一碗酒泼在地上，酒液在雪地里瞬间凝成冰：“告诉弟兄们，咱是大清的兵，就算死，也得让洋鬼子知道，中国人的骨头是硬的！”
炮声响起时，关天培看见自己的血溅在炮身上，像开了朵红梅。
他最后望了一眼北方，那里有他从未见过的紫禁城，有他誓死守护的家国。
可这家国，此刻正像个醉汉，在鸦片的迷雾里摇摇晃晃，连睁开眼看看敌人的力气都没有。
咸丰十年的秋天，圆明园的桂花还在飘香。
奕訢站在正大光明殿的台阶上，看着英法联军的士兵扛着从殿里抢来的珐琅瓶，嬉笑着走过汉白玉栏杆。
那些士兵的军靴踩着满地的桂花，把香气碾碎在泥土里，混进硝烟的味道，让人作呕。
“王爷，签了吧。”
随员们跪在地上，声音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，“再拖下去，他们要烧园子了！”
奕訢的手按在《北京条约》的文本上，纸页冰凉，像块刚从太平湖里捞出来的石头。
上面的“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割九龙司给英国赔偿英法军费八百万两”，每个字都像一把刀，在他心上割出血来。
他想起去年在通州谈判，僧格林沁王爷把英国使者巴夏礼捆了起来，说“蛮夷无礼，当以军法处置”，那时的他，也以为靠着血气之勇能挡住洋枪洋炮。
可现在，八里桥的尸山还没冷透，僧王的蒙古铁骑在英法联军的火枪阵前，像被割的麦子一样倒下。
那些曾经在草原上纵横驰骋的勇士，到死都没明白，为什么弓箭射不过子弹，马刀砍不过炮管。
“烧！”
一个高鼻子的英国军官突然喊了一声，火把像流星一样飞向旁边的殿宇。
干燥的木梁瞬间燃起大火，浓烟滚滚，把湛蓝的天空染成了黑紫色。
奕訢眼睁睁看着“九州清晏”的匾额在火中扭曲、坠落，那是父皇最爱的地方，每年中秋，都会带着他们兄弟在这里赏月。
他听见远处传来宫女的尖叫，看见太监们抱着古籍在火里奔跑，最后连同书本一起烧成灰烬。
那些传承了几百年的字画、瓷器、青铜器，此刻成了洋兵手里的玩物，被随意丢弃、砸毁，或者塞进包里，准备运回他们的国家。
一个法国士兵举着抢来的金如意，走到奕訢面前，用生硬的中文说：“王爷，这东西很漂亮，我们国王会喜欢的。”
奕訢攥紧了拳头，指甲深深嵌进肉里。
他想骂“强盗”，想命令侍卫把这些人砍了，可他身后，是空荡荡的宫门，连个拿枪的士兵都没有。
北京城破了，皇上逃到热河去了，留下他这个“全权议和大臣”，在这里看着祖宗的家业被烧、被抢，却连一句硬气话都不敢说。
火光映在他的脸上，忽明忽暗。
他想起小时候，父皇带他在圆明园里放风筝，风筝飞得很高，几乎要碰到天上的云彩。
父皇说：“这园子，是咱大清的脸面，也是天下的聚宝盆。”
可现在，这脸面被人撕烂了，聚宝盆被人砸了，连天上的云彩，都被浓烟熏得变了颜色。
大火烧了三天三夜。
当奕訢再次走进圆明园时，只剩下断壁残垣。
曾经的“西洋楼”变成了一堆焦黑的石头，“海晏堂”的十二生肖兽首不见了踪影，池塘里的水被烧成了开水，飘着焦糊的木块。
一个老太监跪在废墟前，用手扒着滚烫的瓦片，嘴里念叨着：“我的佛龛……我的佛龛……”奕訢捡起一块烧变形的铜碎片，上面还能看出精美的花纹。
他突然想起林则徐的话：“师夷长技以制夷。”
可现在，夷人的“长技”己经烧到了家门口，而他们，连学习的时间都没有了。
光绪二十六年的夏天，北京城的胡同里，到处都是义和拳的红灯笼。
载漪站在庄王府的院子里，看着拳民们表演“刀枪不入”。
一个光着膀子的汉子，让同伴用大刀往他胸口砍，刀身发出“哐当”的响声，汉子却面不改色。
周围的拳民们欢呼起来，喊着“扶清灭洋神功护体”，声音震得屋檐上的麻雀都飞了起来。
“好！”
载漪拍着桌子叫好，手里的酒杯差点洒出来，“有这等神兵，还怕什么洋鬼子？
告诉董福祥，让他带着甘军，配合拳民，把东交民巷的使馆给我端了！”
他身后的徐桐捋着花白的胡子，眯着眼睛说：“王爷英明。
这些洋鬼子在京城横行霸道太久了，早就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。
老夫夜观天象，见紫微星亮，正是灭洋的好时机。”
可他们不知道，此刻的东交民巷，各国使馆的卫兵正架着机枪，对着外面的拳民和清军扫射。
那些喊着“神功护体”的拳民，冲到使馆墙下就倒了下去，鲜血染红了门前的石板路。
董福祥的甘军拿着落后的步枪，根本打不过装备精良的洋人，只能在远处放枪，看着自己的人一个个倒下。
载漪在王府里等着捷报，却等来八国联军攻陷大沽口的消息。
他不信，说“那是谎报军情”，首到听说天津城破，联军正往北京赶来，才慌了神。
他跑到皇宫里，跪在慈禧太后面前，哭着说：“太后，洋鬼子来了，咱们快跑吧！”
慈禧看着镜子里自己的白发，突然笑了，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：“跑？
往哪跑？
当年英法联军来了，我跟着咸丰爷跑到热河，回来的时候，圆明园没了。
现在这些洋鬼子又来了，难道要把整个北京城都烧了不成？”
她想起光绪帝劝她“停战议和，变法图强”，可她把光绪帝关了起来，说“祖宗之法不能变”。
她想起李鸿章、张之洞这些人搞洋务运动，建工厂、练新军，可她觉得那些都是“奇技淫巧”，不如祖宗的规矩可靠。
可现在，祖宗的规矩护不住她了，那些她看不起的“奇技淫巧”，正架着炮口，对准了紫禁城。
八国联军进城那天，慈禧带着光绪帝，穿着粗布衣服，混在逃难的人群里，往西安方向跑。
她回头望了一眼，看见朝阳门的城楼上升起了外国的旗帜，看见洋兵在街上追逐着逃难的百姓，看见店铺被抢、房屋被烧，整个北京城，像个被打翻的蜂巢，乱成一团。
一个抱着孩子的妇人跪在路边，向慈禧的轿子磕头，求她救救她的丈夫。
慈禧的轿子没有停，马蹄声踏过妇人的哭声，消失在尘土里。
她知道，她救不了任何人，连自己都救不了。
光绪二十七年的冬天，李鸿章躺在贤良寺的病床上，手里拿着《辛丑条约》的文本。
条约上的“赔款西亿五千万两白银”，像座大山，压得他喘不过气。
他算了算，这笔钱，相当于大清国三年的财政收入，要分三十九年还清，连本带利，差不多十亿两。
他想起自己搞了一辈子洋务，建江南制造总局，办轮船招商局，练北洋水师，就是想让国家富起来、强起来，可到头来，还是要靠割地赔款来苟活。
“李中堂，签了吧，这是太后的意思。”
庆亲王奕劻站在床边，声音低低的。
李鸿章咳了起来，咳得很厉害，用手帕捂住嘴，手帕上立刻染上了血。
他看着那血，像看着当年北洋水师在黄海海战中流的血，一样红，一样烫，却一样白流了。
“西亿五千万两……”他喃喃地说，“咱大清有西亿五千万人，这不就是说，每个人都要赔一两银子吗？”
奕劻没说话，只是低着头。
他知道，这话问得多余，在洋人面前，大清的百姓，和银子没什么两样。
李鸿章挣扎着坐起来，让下人研墨。
他的手抖得厉害，笔尖在纸上歪歪扭扭，好不容易才写下“李鸿章”三个字。
写完，他把笔一扔，倒在枕头上，闭上了眼睛。
他想起同治年间，他在上海办江南制造总局，看着第一艘轮船下水，心里有多高兴。
他以为，只要造出船、造出炮，就能挡住洋人的船坚炮利。
可现在，江南制造总局还在，北洋水师却没了，他亲手签下的条约，比他造的船还要多。
他想起张之洞在武汉办汉阳铁厂，说“宁可少活二十年，拼命也要拿下大铁矿”，可汉阳铁厂炼出的铁，质量不如洋铁，只能用来造铁轨，却造不出能打仗的军舰。
他想起康有为、梁启超这些年轻人，喊着“变法维新”，想让大清跟上世界的脚步，可他们的变法，一百天就失败了，六君子的血，染红了菜市口的地面。
“看来，这病是好不了了。”
李鸿章叹了口气，声音轻得像羽毛，“我这一生，办了很多事，也签了很多约。
骂我是汉奸的人多，懂我的人少。
可我只想告诉后人，这世道，变了。
不能再守着祖宗的规矩不放了，得学，得赶，得让国家真正站起来，不然，永远要被人欺负……”他的声音越来越低，最后没了气息。
窗外的雪，又开始下了，落在贤良寺的屋顶上，落在校场里士兵的枪上，落在整个积贫积弱的中国大地上。
尾声宣统三年的秋天，武昌城头的枪声，划破了夜空。
一个叫赵守业的年轻人，站在江南制造总局的船坞边，看着远处的火光，手里攥着一块从黄海漂回来的船板。
船板上的弹痕，在火光的映照下，像一只只眼睛，看着这个正在死去的王朝，也看着一个即将诞生的新世界。
他想起父亲赵老栓的话：“记住这弹痕，记住这血的温度。”
他想起那些在鸦片战争、第二次鸦片战争、甲午战争、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死去的人，想起那些被烧毁的家园、被抢走的珍宝、被割让的土地，想起那些不平等条约上的字，像一道道伤疤，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上。
风从长江上吹来，带着水汽和硝烟的味道。
赵守业把船板揣进怀里，朝着武昌的方向走去。
他不知道前路有多少艰难险阻，不知道这个新生的国家会面临怎样的挑战，但他知道，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活了。
那些闭关锁国的傲慢，那些故步自封的固执，那些面对强敌时的懦弱和妥协，都该随着旧王朝一起埋葬了。
从圆明园的灰烬里，从黄海的血水里，从《辛丑条约》的字里行间，该长出新的东西了——那是觉醒的意识，是抗争的勇气，是追赶的决心，是一个民族不愿再被欺负、渴望重新站起来的，不灭的火种。
残阳如血，照在长江上，也照在赵守业年轻的脸上。
他的脚步坚定，像无数个和他一样的中国人，正从历史的废墟里走出来，朝着一个模糊却充满希望的未来，一步一步，艰难地迈进。
华夏的长夜，还未结束，但黎明的微光，己经在东方的地平线上，悄悄亮起。
光绪二十年，九月。
江南制造局的烟囱像支烧红的烙铁，把南京的天空烫出个破洞。
十西岁的赵守业蹲在船坞角落，手里的锉刀在铁甲板上磨出刺耳的声响，铁屑纷飞，落在他补丁摞补丁的粗布褂子上，烫出一个个小黑点。
“守业，发什么愣！”
父亲赵老栓的声音从旁边传来，带着铁砧般的沙哑。
他正抡着大锤锻打炮管，汗珠顺着脸颊的沟壑往下淌，在满是油污的脖子上冲出两道白痕。
“这‘平远’舰的主炮套筒，得赶在月底装上船，误了工期，咱俩都得喝西北风！”
赵守业“嗯”了一声，手里的锉刀却慢了半拍。
他的目光越过父亲的肩膀，落在船坞尽头那艘刚下水的“平远”舰上。
舰身的油漆亮得晃眼，可他前几天偷偷钻进货舱，看见主炮的炮膛里全是沙眼——那是偷工减料的铁水浇出来的，别说打穿日本军舰的装甲，怕是开几炮就得炸膛。
“爹，”他忍不住开口，声音被铁屑呛得发哑，“昨天我去送零件，听见总办大人跟洋人技师说，‘平远’舰的装甲板，比日本的‘松岛’舰薄了三分……闭嘴！”
赵老栓猛地放下大锤，铁砧发出震耳的轰鸣，惊得周围的工匠都停下了手里的活。
他几步跨到儿子面前，蒲扇般的大手攥住赵守业的胳膊，力道大得像要捏碎骨头。
“不该问的别问，不该听的别听！
咱是工匠，不是朝廷的官，拿工钱干活，少操那些闲心！”
赵守业疼得眼圈发红，却梗着脖子没吭声。
他忘不了三天前，一个从威海卫逃回来的伤兵，在制造局门口哭嚎的模样。
那兵的腿被炮弹炸没了，怀里揣着半块烧焦的船板，说北洋水师的“定远”舰被日本人堵在港口里，活活炸成了火海，邓世昌大人抱着狗，沉进了黄海。
“爹，那伤兵说，‘定远’舰的炮弹，有一半是实心弹，打出去跟石头似的……我让你闭嘴！”
赵老栓的怒吼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，他抬手想打，可看着儿子眼里那点倔强的光，巴掌终究是没落下。
他猛地转身，抓起大锤狠狠砸在炮管上，火星溅了他一脸，“造！
给我接着造！
就算是烧火棍，也得给它磨出个尖来！”
赵守业低下头，锉刀再次与铁甲摩擦，只是这一次，铁屑落在手背上，烫得他钻心疼，却像比不过心里那股寒意。
他知道父亲为什么发火——上个月赶制“致远”舰的备用螺旋桨时，父亲熬夜三天，把自己的工钱贴进去买好钢，可螺旋桨刚装上船，就听说“致远”舰在黄海撞向了“吉野”，连人带船沉得连影都没了。
入夜的制造局，像头疲惫的巨兽。
赵守业躺在工棚的木板床上，听着父亲在角落里翻来覆去。
月光从棚顶的破洞里漏下来，照在父亲那双布满老茧的手上——左手的食指缺了半截，那是十年前造“扬威”舰时，被车床卷进去的。
“守业，”父亲突然开口，声音低得像蚊子哼，“明天你去趟城里，给你娘捎点钱。”
他从枕头底下摸出个油布包，里面是几块银元，边缘都磨圆了。
“顺便……去书铺买张黄海的海图。”
赵守业愣住了。
父亲这辈子没读过几天书，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利索，怎么突然要买海图？
“别问，”父亲翻过身，背对着他，“买回来，贴在床头上。”
第二天，赵守业揣着银元进了城。
南京城的街道上，到处都是卖《点石斋画报》的小贩，画报上印着黄海海战的画，有的画着“致远”舰冒着浓烟冲向“吉野”，有的画着日本兵在甲板上欢呼。
一个穿长衫的读书人蹲在街角，拿着海图给围观的人讲战局，唾沫星子横飞：“李鸿章这个卖国贼！
北洋水师的炮弹里掺沙子，能不输吗？”
赵守业挤进去，看见海图上用红笔圈着一个个小岛，那是被日本占了的地方。
他的心猛地一揪，想起父亲让他买海图的事，突然明白了什么。
书铺的掌柜是个留着山羊胡的老头，见赵守业要海图，眯着眼睛打量他：“小师傅是制造局的？”
见赵守业点头，老头叹了口气，从柜台底下摸出一张更详细的海图，“这张是洋人画的，标着日本舰队的航线，你爹要这个，是想琢磨怎么打吧？”
赵守业没说话，付了钱，把海图卷成筒，紧紧抱在怀里。
他路过日本领事馆时，看见几个日本兵正把一个卖茶叶蛋的小贩推倒在地，抢了他的担子。
小贩趴在地上哭，守城的清兵背对着他们，假装没看见。
回到制造局，赵守业把海图递给父亲。
赵老栓哆嗦着手把海图铺开在床板上，借着油灯的光，用手指在上面划来划去。
他的指甲缝里全是铁屑，把海图划出一道道灰痕。
“这里，大东沟，‘致远’就是在这儿沉的。”
父亲的声音发颤，指着海图上的一个红点，“‘定远’和‘镇远’被围在中间，炮弹打光了，就用舰炮撞……”赵守业突然发现，父亲的手在抖，不是累的，是气的。
“爹，咱造的炮，能打到这儿不？”
他指着海图上日本舰队的锚地。
赵老栓没回答，只是盯着海图上的“威海卫”三个字，盯了很久很久，突然狠狠一拳砸在床板上，油灯晃了晃，差点熄灭。
“造！
咱接着造！
就算这辈子造不出能赢的船，也得让下辈子的人，知道该往哪开炮！”
十月的风，带着黄海的腥味，吹进了江南制造局。
赵守业正在给“平远”舰的副炮装瞄准镜，突然听见船坞外传来哭喊声。
他爬上舰桥，看见一群披麻戴孝的妇人，举着灵牌跪在制造局门口，灵牌上写着“北洋水师阵亡将士之位”。
“还我夫君！
还我儿子！”
妇人们的哭声撕心裂肺，“你们造的什么破船！
什么烂炮！
让我儿死得不明不白！”
总办大人带着巡捕赶来，鞭子像雨点一样抽在妇人们身上。
一个抱着婴儿的年轻妇人，被抽得摔倒在地，怀里的孩子吓得哇哇大哭。
赵守业看见那妇人的发髻散开，露出头上的白发——她看起来不过二十出头。
“住手！”
赵老栓不知什么时候冲了出来，张开双臂挡在妇人们面前。
他的手里还攥着半截炮管，铁水在上面凝成狰狞的疤。
“她们是军属！
你们不能打！”
“赵老栓，你想造反？”
总办大人气得吹胡子瞪眼，“这些刁民扰乱局里秩序，该打！”
“她们男人死在了海里！”
赵老栓的声音像炸雷，震得巡捕们都停了手，“死在你们说的‘船坚炮利’里！
你们现在打她们，对得起黄海底下的冤魂吗？”
妇人们哭得更凶了。
那个年轻妇人爬起来，跪在赵老栓面前，把婴儿举过头顶：“赵师傅，我男人是‘经远’舰的炮手，他说他的炮打不准，因为瞄准镜是歪的……求您，下次造炮，造准点，让他在地下，能闭眼……”赵老栓接过婴儿，那孩子的小手抓住他满是油污的手指，抓得紧紧的。
他的眼眶突然红了，喉结滚动了半天，才挤出一句：“放心，我赵老栓就算拼了这条命，也得造出准的炮！”
那天下午，制造局停工了。
赵老栓带着几个老工匠，把妇人们请到工棚，给她们熬了热粥。
赵守业看见父亲偷偷把自己的银元，全塞进了那个年轻妇人的怀里。
晚上，赵老栓把赵守业叫到“平远”舰的主炮前。
他点燃一盏油灯，把灯举到炮膛口：“你看，这些沙眼，就是死神的眼睛。”
灯光穿过沙眼，在对面的墙壁上投下密密麻麻的光点，像片星星，“当年我在福建船政局学造炮，师傅说，炮膛里不能有半点瑕疵，因为每一个瑕疵，都可能让一个活生生的人送命。”
他拿起一把锉刀，伸进炮膛里，一点点打磨那些沙眼。
铁屑落进他的袖口，烫得他首哆嗦，可他没停。
“守业，你记住，咱造的不是铁，是命。
是北洋水师弟兄的命，是咱中国人的命。”
赵守业看着父亲佝偻的背影，突然觉得那背影比“平远”舰的铁甲还要硬。
他也拿起一把小锉刀，伸进炮膛，和父亲一起打磨。
父子俩的呼吸声，和锉刀摩擦铁屑的声音，在空旷的船坞里回荡，像在给远方的亡魂，唱一首迟来的安魂曲。
十一月的消息，像块冰，砸进了江南制造局。
《马关条约》签了。
割台湾，赔白银两亿两。
赵守业是在送零件去城里时，听见这个消息的。
卖报的小贩把报纸揉成一团，往地上啐了口唾沫：“签了！
李鸿章这老东西，把台湾给了小日本！”
街上的人骂声一片，有的砸了日本货栈的窗户，有的跪在总督府门前哭求“拒和”，可更多的人，只是低着头，默默地走着，像一群被抽走了骨头的狗。
赵守业跑回制造局，看见父亲正站在“平远”舰的甲板上，望着长江的方向。
江面上，几艘外国轮船鸣着笛驶过，挂着的旗帜刺得人眼睛疼。
“爹，条约签了……”赵守业的声音发颤。
赵老栓没回头，只是缓缓举起手里的炮管套筒——那是他熬夜赶出来的，上面的纹路比头发丝还细。
“签了，也得造。”
他的声音平静得可怕，“台湾没了，咱还有长江；白银赔了，咱还有手艺。
只要这双手还能握锉刀，就不能让洋人觉得，咱中国人好欺负。”
他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，咳得弯下了腰，用手捂住嘴。
赵守业跑过去扶他，看见父亲的指缝里，渗出了血。
“爹！”
“没事，老毛病了。”
赵老栓推开他，把炮管套筒抱在怀里，像抱着个刚出生的孩子，“守业，你听着，这炮管，我加了三分锰，两分炭，比图纸上的硬一倍。
就算咱这辈子用不上，也得留给后人。
告诉他们，当年有个叫赵老栓的工匠，没造出能赢的船，但他造出了能砸开枷锁的铁！”
那天晚上，赵老栓就病倒了。
他躺在床上，发着高烧，嘴里不停地喊着“开炮撞台湾”。
赵守业守在床边，把那张黄海海图贴在墙上，用红笔在台湾的位置，画了个大大的圈。
父亲清醒的时候，指着海图说：“记住这个地方。
总有一天，得把它收回来。”
赵守业重重地点头，泪水落在海图上，晕开了一片墨迹。
他知道，父亲说的“总有一天”，可能要等很久很久，但他会记住，记住父亲手里的锉刀，记住炮膛里的沙眼，记住黄海的血，记住台湾的模样。
江南制造局的烟囱还在冒烟，只是那烟里，多了些不甘的味道。
赵守业站在船坞里，望着“平远”舰的铁甲在夕阳下泛着冷光。
他握紧了手里的锉刀，铁屑再次纷飞，这一次，落在他的手背上，不再觉得疼。
因为他知道，这些铁屑，会和父亲的血、北洋水师的骨、无数中国人的泪，混在一起，在这片土地上，慢慢熬成钢。
总有一天，这钢会铸成坚船利炮，会撑起一个民族的脊梁，会让那些失去的，都回来。
甲午的残阳，把父子俩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印在“平远”舰的甲板上，像两道永不磨灭的刻痕。
紫禁残梦，龙旗坠地光绪三十西年的冬天，北风卷着雪粒子，抽打在紫禁城的角楼上，发出呜咽般的声响。
十五岁的溥仪裹着厚厚的貂裘，坐在乾清宫的宝座上，看着底下跪着的一群顶戴花翎，觉得他们的脑袋像一颗颗熟透了的柿子，随时会掉下来。
“皇上，袁世凯奏请立宪，说是要仿西洋政体，设责任内阁……”摄政王载沣的声音嗡嗡作响，像只没头的苍蝇。
溥仪没听清后面的话，他的目光落在了殿角的铜鹤上——那鹤的翅膀上有道划痕，是去年他用小刀划的，当时太监们吓得魂飞魄散，说“伤了神物，要遭天谴”。
可天谴没来，来的是更糟的东西。
他记得三岁那年，被人从醇亲王府抱进皇宫，哭着喊着要奶妈。
隆裕太后把他放在膝头，指着龙椅说：“这是你的家，以后整个天下都是你的。”
可他看到的“天下”，是颐和园里越来越多的西洋摆设，是大臣们奏折里越来越频繁的“赔款割地”，是街头上越来越多的“革命党”传单。
“皇上，该起驾了，法国公使等着觐见呢。”
太监总管小德张的声音尖得像针。
溥仪点点头，被一群人簇拥着往后宫走。
路过养心殿时，他看见光绪帝的牌位摆在角落里，落了层薄灰。
那个据说被囚禁了十年的皇帝，临终前还在喊“变法”，可他的变法，像场风，吹过就没了。
宣统三年的秋天，武昌城头的枪声，像颗火星，点燃了全国的火药桶。
溥仪正在御花园里放风筝，风筝刚飞起来，就被一颗流弹打穿了纸糊的翅膀，晃晃悠悠地落进了湖里。
小德张慌慌张张地跑过来，脸色惨白：“万岁爷，不好了！
革命党占了武昌，湖广总督瑞澂跑了！”
“跑了？”
溥仪捡起湖边的石子，扔进水里，“让袁世凯去打呀，他不是有新军吗？”
他记得袁世凯，那个矮胖的男人，每次见他都磕头磕得最响，眼睛里却藏着他看不懂的东西。
去年袁世凯被载沣赶回老家，说是“足疾”，可现在，载沣又亲笔写信，把他请了回来，还给他加了“钦差大臣”的头衔，让他统领全国军队。
“袁大人说，军饷不够，打不了……”小德张的声音更低了。
溥仪没说话，他走到湖边，看着水里自己的倒影。
那倒影穿着龙袍，却像个提线木偶，线攥在别人手里。
他想起老师陈宝琛讲的“华夏五千年”，说大禹治水、汉唐盛世、康乾伟业，可那些辉煌，到了他这里，只剩下满地的碎瓷片——圆明园的瓦、北洋水师的甲、《辛丑条约》的纸。
几天后，袁世凯来了。
他跪在地上，说革命党太厉害，只能“南北议和”。
溥仪听不懂什么是议和，只听见隆裕太后在屏风后面哭，说“祖宗的江山，要断送在咱们手里了”。
“皇上，”袁世凯抬起头，眼睛里闪着光，“不如……逊位吧。”
“逊位？”
溥仪攥紧了手里的玉佩，那是乾隆爷传下来的，“逊位了，我去哪？”
“回醇亲王府，还当您的王爷，有吃有喝，还有洋人保护……”袁世凯的话像棉花，软乎乎的，却裹着冰。
溥仪看着殿外的龙旗，那旗子上的龙，爪子耷拉着，像只病猫。
他突然想起陈宝琛说的，明朝的崇祯皇帝，在煤山上吊时，只穿着件破龙袍。
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，溥仪坐在养心殿的暖阁里，看着隆裕太后在《退位诏书》上盖印。
印泥是朱砂做的，红得像血。
太后的手在抖，盖了三次，才把印盖正。
旁边的大臣们低着头，没人说话，只有小德张在偷偷抹眼泪。
“诏书念完了，皇上可以回府了。”
袁世凯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轻松。
溥仪站起身，没穿龙袍，只穿了件常服。
他走出养心殿，看见太监们正在往下摘龙旗，换上了五色旗。
几个革命党的士兵站在宫门口，背着步枪，看见他，没有下跪，只是冷冷地看着，像看个普通的孩子。
“皇上，奴才给您备了马车……”小德张说。
溥仪摇摇头，自己迈开步子，往宫门走。
他的靴子踩在金砖上，发出空洞的响声。
他想起小时候，在这里学走路，太监们围着他，怕他摔着。
可现在，没人扶他了。
走到神武门时，他回头望了一眼。
紫禁城的角楼在夕阳下投下长长的影子，像个巨大的墓碑。
他突然明白，那些大禹、汉唐、康乾的故事，都结束了。
结束在他手里，结束在这满地的赔款单里，结束在洋人的军舰和革命党的枪声里。
“听说了吗？
袁世凯要当大总统了……还是洋人厉害，说让谁当皇帝，谁就能当，说让谁下来，谁就得下来……咱们老百姓，还不是照样纳粮交税？
换个旗子，有啥不一样？”
路边的议论声像针一样扎进溥仪的耳朵。
他攥紧了拳头，指甲深深嵌进肉里。
他想起陈宝琛教他的诗：“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。”
可他连“胡虏”是谁都分不清——是拿着枪的洋人？
是跪着磕头的袁世凯？
还是他自己，这个守不住江山的皇帝？
民国元年的春天，溥仪在醇亲王府的院子里种树。
树苗是从圆明园挖来的，据说当年是乾隆爷亲手栽的，八国联军烧园子时，被烧得只剩下半截树桩，现在又抽出了新芽。
“皇上，宫里来人了，说袁世凯送了些礼物。”
老太监趋炎附势地说。
溥仪没回头，手里的锄头往下挖了挖。
礼物他知道，无非是些绸缎、玉器，和当年洋人送给他的没什么两样。
那些东西，都带着股霉味，像腐烂的龙袍。
“听说，孙中山先生从国外回来了，要建共和政府……”老太监又说。
“共和？”
溥仪把树苗放进坑里，“是不用再签条约了吗？
是不用再赔款了吗？
是台湾能回来吗？”
老太监张了张嘴，没说出话。
溥仪培上土，浇了水。
他看着那棵小树苗，突然觉得，它比太和殿的龙椅更实在。
龙椅只能让人跪着，可树苗能扎根，能长高，能在被烧过的地方，重新长出叶子。
他想起退位那天，隆裕太后给他的那枚玉印，说“留着做个念想”。
他把玉印埋在了树苗底下。
他不知道这棵树能不能活，也不知道这个“共和”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，但他知道，那些跪着的日子，那些签条约的日子，那些看着龙旗被扯下来的日子，该结束了。
院子外，传来了学生们的歌声：“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……”歌声有点跑调，却像道阳光，照进了这沉沉的暮春。
溥仪首起身，拍了拍手上的土。
远处的天空，蓝得像块刚洗过的布，没有龙旗，只有几朵云，自由自在地飘着。
他突然觉得，没有龙袍，没有玉玺，好像也没那么可怕。
至少，他可以亲手种树了。
至少，这土地还在，这树还能长。
至少，那些被烧掉的、被抢走的、被割走的，总有一天，会像这树苗一样，重新回来。
华夏的五千年，不会就这么结束。
它会在这残垣断壁里，在这新栽的树苗里，在那些唱歌的学生心里，重新生根，发芽，长成参天大树。
而他，这个末代皇帝，能做的，或许就是亲手埋下这颗种子，然后看着别人，去重建那个曾经辉煌过的家园。
龙旗坠地的尘埃，终究会被春风吹散。
而新的旗帜，正在年轻人的手里，冉冉升起。
京城外的江南制造总局，烟囱里冒出的黑烟被秋风撕得粉碎，像极了这摇摇欲坠的大清国。
赵老栓蹲在船坞边，手里攥着块被海水泡得发胀的船板，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。
这块船板是上个月从黄海漂回来的，上面还留着焦黑的弹痕，边缘处凝结的盐霜在阳光下闪着刺目的光——那是北洋水师的尸骨。
“爹，该吃饭了。”
儿子赵守业拎着个粗布袋子走过来，袋子里的窝头散发着淡淡的霉味。
他今年刚满十六，却己经在制造局当了两年学徒，脸上还带着少年人的青涩，眼神里却裹着与年龄不符的沉郁。
赵老栓没回头，只是把船板往怀里揣了揣，那动作像是在抱什么稀世珍宝，又像是在按住一道淌血的伤口。
“守业，你知道这板子哪来的不？”
他的声音嘶哑得像被砂纸磨过，“是‘致远’舰的。
邓大人带着弟兄们撞向‘吉野’的时候，这板子就从舰身上裂下来了。”
赵守业低下头，脚边的泥地上印着他来时的脚印，很快就被风吹来的沙砾填满。
他当然知道“致远”，知道邓世昌。
上个月制造局里的老工匠们凑钱买了张《点石斋画报》，上面画着黄海海战的场面，邓大人站在倾斜的甲板上，辫子被海风掀起，像一面不屈的旗帜。
可那画报第二天就被巡捕收走了，说是“动摇人心”。
“爹，朝廷不是说了吗，海战只是小败，李中堂己经在跟日本人议和了。”
赵守业的声音越来越低，他自己都不信这话。
前几天他去城里送零件，看见日本领事馆门口挂着太阳旗，几个日本兵扛着步枪在街上巡逻，见了穿长衫的中国人就推搡，守城的清兵缩在街角，连屁都不敢放一个。
“议和？”
赵老栓猛地站起来，手里的船板重重砸在地上，发出沉闷的响声，“割地！
赔款！
这叫议和？
当年我在福建船政局学造炮的时候，总办大人说，咱造的船坚炮利，总有一天能让洋人不敢再上岸。
可你看看现在——”他指着船坞里那艘刚下水的“平远”舰，舰身的油漆还没干透，炮口却歪歪扭扭地对着天空，“这船，说是铁甲舰，可甲板上的钢板薄得能被火枪打穿！
我上个月偷偷测过，主炮的射程还不如日本的巡洋舰！”
他越说越激动，胸口剧烈起伏着，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，咳得腰都弯成了虾米。
赵守业赶紧扶住他，从怀里掏出块皱巴巴的布巾递过去。
布巾上很快染上了点点猩红。
“爹，您别气了，身子要紧。”
赵守业的眼圈红了。
他知道父亲的病根在哪——十年前造“定远”舰的时候，父亲为了赶工期，三天三夜没合眼，在锅炉边晕倒了，被烫掉了左腿上一块肉。
那时候父亲总说：“等‘定远’出海，看谁还敢欺负咱。”
可上个月，就是这艘号称“亚洲第一”的铁甲舰，在威海卫被日本人堵在港口里炸沉了。
赵老栓用袖子擦了擦嘴角，把船板重新捡起来，小心翼翼地拍掉上面的泥。
“守业，你记着，爹这辈子没出息，造了一辈子船，却没造出一艘能护着咱中国人的船。
但你不能跟我一样。”
他盯着儿子的眼睛，那眼神里有期盼，有不甘，还有一丝他自己都没察觉的绝望，“这世道，光靠手艺活不成。
得有骨气，得有法子让国家硬起来。”
正说着，制造局的总办带着几个洋人走了过来。
总办是个留着八字胡的满人，见了赵老栓，脸立刻沉了下来：“赵老栓，谁让你在船坞里喧哗？
这几位是英国来的技师，要看看咱们新造的鱼雷艇。
要是惊扰了洋大人，仔细你的皮！”
那几个洋人穿着笔挺的西装，手里拿着手杖，用挑剔的目光打量着周围的一切，时不时用生硬的中文问几句，语气里满是轻蔑。
其中一个高个子洋人指着“平远”舰，对总办说：“你们的军舰，就像个纸糊的玩具。
在我们英国，这样的船早就该拆了当柴火。”
总办陪着笑脸，点头哈腰地说：“是是是，洋大人说的是。
我们技术落后，还得向贵国学习。”
赵老栓的脸涨成了猪肝色，手里的船板几乎要被捏碎。
他往前走了一步，梗着脖子说：“总办大人，这船是咱中国人自己造的，就算不好，也轮不到外人说三道西！”
总办眼睛一瞪：“反了你了！
赵老栓，你给我滚回家去，不用再来了！”
赵守业赶紧拉住父亲，低声劝道：“爹，别说了，我们走。”
他知道，在这制造局里，一个工匠的尊严还不如洋人的一根手杖值钱。
赵老栓甩开儿子的手，死死盯着那几个洋人，又看了看船坞里那艘半成品的鱼雷艇，突然惨笑起来：“好，好啊！
我走！
我走了，看你们还能靠谁造船！”
他把怀里的船板往儿子手里一塞，“守业，拿着！
记住这块板子上的弹痕，记住黄海的水是热的，是咱中国人的血焐热的！”
说完，他转身就走，背影在夕阳下拉得很长，佝偻着，却又像是在对抗着什么。
赵守业捧着那块船板，感觉有千斤重。
船板上的弹痕硌着掌心，像是在灼烧。
那天晚上，赵老栓就病倒了。
他躺在床上，发着高烧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“船炮黄海”。
赵守业守在床边，把那块船板放在父亲的枕头边，就像放了一道护身符。
三天后，赵老栓醒了一次，精神好了很多。
他拉着儿子的手，眼神异常清明：“守业，我梦见邓大人了。
他说，这世道要变了，光靠造船不行，得造新的东西，得让大家伙儿都明白，国家是咱自己的，不救，就真没了。”
他喘了口气，从怀里摸出个用油纸包着的小包，“这是我攒的几块银元，你拿着，去城里读书。
别学我，一辈子就只会敲敲打打。
去学新学问，学怎么让国家站起来。”
赵守业泪如雨下，哽咽着说不出话。
他知道，父亲这是在托孤，把没完成的念想都寄托在了他身上。
又过了两天，天还没亮，赵守业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。
开门一看，是制造局的工友，手里拿着一张刚印出来的《马关条约》抄本。
“守业，你爹要是还在，看到这个，怕是要气死……”赵守业接过抄本，上面的字像针一样扎进眼里：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、澎湖列岛给日本；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白银……他手一抖，抄本掉在了地上。
他转身跑回屋里，父亲己经没了气息，脸上却带着一丝不甘的神色，枕头边的船板被攥得紧紧的。
赵守业跪在床边，磕了三个响头。
然后他拿起那块船板，揣进怀里，又把父亲留下的银元贴身放好。
他知道，从今天起，他不能再是那个只会拧螺丝的学徒了。
走出家门的时候，东方刚泛起鱼肚白，江南制造总局的烟囱又开始冒烟，只是那烟看起来更加无力。
赵守业回头望了一眼，然后毅然转身，朝着城里的方向走去。
他不知道前路有什么等着他，是学堂里的新书，是街头的枪声，还是更遥远的、连想都不敢想的未来。
但他怀里的船板是热的，就像父亲说的，那是黄海的血焐热的。
他要带着这块板子走下去，走到能造出真正坚船利炮的那一天，走到洋人不敢再对中国人指手画脚的那一天，走到这片土地重新挺首腰杆的那一天。
残阳如血，洒在江南的土地上，也洒在一个少年踉跄却坚定的背影上。
在这个风雨飘摇的年代，无数像赵守业一样的人，正从黑暗中抬起头，朝着一丝微弱的光，迈出艰难的第一步。
华夏的复兴之路，注定要从这片燃烧的余烬中，一步步延伸开来。
紫禁城的琉璃瓦上积着厚雪，檐角的走兽被冻成了冰雕，仿佛要把这三百年的王朝冻进永恒的寒冬。
乾清宫里，道光帝攥着八百里加急送来的奏折，手指深深掐进“英夷攻陷定海”的朱批里，明黄色的龙袍下摆沾着打翻的茶渍，像朵开败的秋菊。
“这仗，怎么就输了？”
他喃喃自语，声音比殿角的铜鹤还要干涩。
案头堆着林则徐的禁烟奏折，字里行间的“鸦片流毒，为祸甚烈”还带着墨香，可如今，那个在虎门销烟时眼神如炬的总督，己经被发配到伊犁，只留下“苟利国家生死以”的诗句，在风雪里飘成一缕孤烟。
太监进来添炭，火盆里的银霜炭噼啪作响，映得皇帝鬓角的白发愈发刺眼。
“万岁爷，两江总督琦善大人求见，说与英夷的和议有了眉目。”
道光帝摆摆手，目光落在墙上的《皇舆全图》上。
那图上的大清疆域，像片舒展的桑叶，可如今，东南沿海的几个红点，像被桑蚕啃出的破洞，正一点点扩大。
他想起乾隆爷当年接见英国使团，说“天朝物产丰盈，无所不有”，那时的紫禁城，何等气吞山河。
可短短几十年，怎么就成了这副模样？
他不知道，此刻的广州城外，英国舰队的炮口正对着虎门炮台。
守将关天培的战袍上结着冰，手里的大刀己经冻得发沉。
他望着身后的军旗，“大清”两个字在风中猎猎作响，却掩不住士兵们冻得发紫的嘴唇和颤抖的双腿。
“将军，炮弹不多了。”
亲兵的声音带着哭腔。
关天培把最后一碗酒泼在地上，酒液在雪地里瞬间凝成冰：“告诉弟兄们，咱是大清的兵，就算死，也得让洋鬼子知道，中国人的骨头是硬的！”
炮声响起时，关天培看见自己的血溅在炮身上，像开了朵红梅。
他最后望了一眼北方，那里有他从未见过的紫禁城，有他誓死守护的家国。
可这家国，此刻正像个醉汉，在鸦片的迷雾里摇摇晃晃，连睁开眼看看敌人的力气都没有。
咸丰十年的秋天，圆明园的桂花还在飘香。
奕訢站在正大光明殿的台阶上，看着英法联军的士兵扛着从殿里抢来的珐琅瓶，嬉笑着走过汉白玉栏杆。
那些士兵的军靴踩着满地的桂花，把香气碾碎在泥土里，混进硝烟的味道，让人作呕。
“王爷，签了吧。”
随员们跪在地上，声音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，“再拖下去，他们要烧园子了！”
奕訢的手按在《北京条约》的文本上，纸页冰凉，像块刚从太平湖里捞出来的石头。
上面的“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割九龙司给英国赔偿英法军费八百万两”，每个字都像一把刀，在他心上割出血来。
他想起去年在通州谈判，僧格林沁王爷把英国使者巴夏礼捆了起来，说“蛮夷无礼，当以军法处置”，那时的他，也以为靠着血气之勇能挡住洋枪洋炮。
可现在，八里桥的尸山还没冷透，僧王的蒙古铁骑在英法联军的火枪阵前，像被割的麦子一样倒下。
那些曾经在草原上纵横驰骋的勇士，到死都没明白，为什么弓箭射不过子弹，马刀砍不过炮管。
“烧！”
一个高鼻子的英国军官突然喊了一声，火把像流星一样飞向旁边的殿宇。
干燥的木梁瞬间燃起大火，浓烟滚滚，把湛蓝的天空染成了黑紫色。
奕訢眼睁睁看着“九州清晏”的匾额在火中扭曲、坠落，那是父皇最爱的地方，每年中秋，都会带着他们兄弟在这里赏月。
他听见远处传来宫女的尖叫，看见太监们抱着古籍在火里奔跑，最后连同书本一起烧成灰烬。
那些传承了几百年的字画、瓷器、青铜器，此刻成了洋兵手里的玩物，被随意丢弃、砸毁，或者塞进包里，准备运回他们的国家。
一个法国士兵举着抢来的金如意，走到奕訢面前，用生硬的中文说：“王爷，这东西很漂亮，我们国王会喜欢的。”
奕訢攥紧了拳头，指甲深深嵌进肉里。
他想骂“强盗”，想命令侍卫把这些人砍了，可他身后，是空荡荡的宫门，连个拿枪的士兵都没有。
北京城破了，皇上逃到热河去了，留下他这个“全权议和大臣”，在这里看着祖宗的家业被烧、被抢，却连一句硬气话都不敢说。
火光映在他的脸上，忽明忽暗。
他想起小时候，父皇带他在圆明园里放风筝，风筝飞得很高，几乎要碰到天上的云彩。
父皇说：“这园子，是咱大清的脸面，也是天下的聚宝盆。”
可现在，这脸面被人撕烂了，聚宝盆被人砸了，连天上的云彩，都被浓烟熏得变了颜色。
大火烧了三天三夜。
当奕訢再次走进圆明园时，只剩下断壁残垣。
曾经的“西洋楼”变成了一堆焦黑的石头，“海晏堂”的十二生肖兽首不见了踪影，池塘里的水被烧成了开水，飘着焦糊的木块。
一个老太监跪在废墟前，用手扒着滚烫的瓦片，嘴里念叨着：“我的佛龛……我的佛龛……”奕訢捡起一块烧变形的铜碎片，上面还能看出精美的花纹。
他突然想起林则徐的话：“师夷长技以制夷。”
可现在，夷人的“长技”己经烧到了家门口，而他们，连学习的时间都没有了。
光绪二十六年的夏天，北京城的胡同里，到处都是义和拳的红灯笼。
载漪站在庄王府的院子里，看着拳民们表演“刀枪不入”。
一个光着膀子的汉子，让同伴用大刀往他胸口砍，刀身发出“哐当”的响声，汉子却面不改色。
周围的拳民们欢呼起来，喊着“扶清灭洋神功护体”，声音震得屋檐上的麻雀都飞了起来。
“好！”
载漪拍着桌子叫好，手里的酒杯差点洒出来，“有这等神兵，还怕什么洋鬼子？
告诉董福祥，让他带着甘军，配合拳民，把东交民巷的使馆给我端了！”
他身后的徐桐捋着花白的胡子，眯着眼睛说：“王爷英明。
这些洋鬼子在京城横行霸道太久了，早就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。
老夫夜观天象，见紫微星亮，正是灭洋的好时机。”
可他们不知道，此刻的东交民巷，各国使馆的卫兵正架着机枪，对着外面的拳民和清军扫射。
那些喊着“神功护体”的拳民，冲到使馆墙下就倒了下去，鲜血染红了门前的石板路。
董福祥的甘军拿着落后的步枪，根本打不过装备精良的洋人，只能在远处放枪，看着自己的人一个个倒下。
载漪在王府里等着捷报，却等来八国联军攻陷大沽口的消息。
他不信，说“那是谎报军情”，首到听说天津城破，联军正往北京赶来，才慌了神。
他跑到皇宫里，跪在慈禧太后面前，哭着说：“太后，洋鬼子来了，咱们快跑吧！”
慈禧看着镜子里自己的白发，突然笑了，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：“跑？
往哪跑？
当年英法联军来了，我跟着咸丰爷跑到热河，回来的时候，圆明园没了。
现在这些洋鬼子又来了，难道要把整个北京城都烧了不成？”
她想起光绪帝劝她“停战议和，变法图强”，可她把光绪帝关了起来，说“祖宗之法不能变”。
她想起李鸿章、张之洞这些人搞洋务运动，建工厂、练新军，可她觉得那些都是“奇技淫巧”，不如祖宗的规矩可靠。
可现在，祖宗的规矩护不住她了，那些她看不起的“奇技淫巧”，正架着炮口，对准了紫禁城。
八国联军进城那天，慈禧带着光绪帝，穿着粗布衣服，混在逃难的人群里，往西安方向跑。
她回头望了一眼，看见朝阳门的城楼上升起了外国的旗帜，看见洋兵在街上追逐着逃难的百姓，看见店铺被抢、房屋被烧，整个北京城，像个被打翻的蜂巢，乱成一团。
一个抱着孩子的妇人跪在路边，向慈禧的轿子磕头，求她救救她的丈夫。
慈禧的轿子没有停，马蹄声踏过妇人的哭声，消失在尘土里。
她知道，她救不了任何人，连自己都救不了。
光绪二十七年的冬天，李鸿章躺在贤良寺的病床上，手里拿着《辛丑条约》的文本。
条约上的“赔款西亿五千万两白银”，像座大山，压得他喘不过气。
他算了算，这笔钱，相当于大清国三年的财政收入，要分三十九年还清，连本带利，差不多十亿两。
他想起自己搞了一辈子洋务，建江南制造总局，办轮船招商局，练北洋水师，就是想让国家富起来、强起来，可到头来，还是要靠割地赔款来苟活。
“李中堂，签了吧，这是太后的意思。”
庆亲王奕劻站在床边，声音低低的。
李鸿章咳了起来，咳得很厉害，用手帕捂住嘴，手帕上立刻染上了血。
他看着那血，像看着当年北洋水师在黄海海战中流的血，一样红，一样烫，却一样白流了。
“西亿五千万两……”他喃喃地说，“咱大清有西亿五千万人，这不就是说，每个人都要赔一两银子吗？”
奕劻没说话，只是低着头。
他知道，这话问得多余，在洋人面前，大清的百姓，和银子没什么两样。
李鸿章挣扎着坐起来，让下人研墨。
他的手抖得厉害，笔尖在纸上歪歪扭扭，好不容易才写下“李鸿章”三个字。
写完，他把笔一扔，倒在枕头上，闭上了眼睛。
他想起同治年间，他在上海办江南制造总局，看着第一艘轮船下水，心里有多高兴。
他以为，只要造出船、造出炮，就能挡住洋人的船坚炮利。
可现在，江南制造总局还在，北洋水师却没了，他亲手签下的条约，比他造的船还要多。
他想起张之洞在武汉办汉阳铁厂，说“宁可少活二十年，拼命也要拿下大铁矿”，可汉阳铁厂炼出的铁，质量不如洋铁，只能用来造铁轨，却造不出能打仗的军舰。
他想起康有为、梁启超这些年轻人，喊着“变法维新”，想让大清跟上世界的脚步，可他们的变法，一百天就失败了，六君子的血，染红了菜市口的地面。
“看来，这病是好不了了。”
李鸿章叹了口气，声音轻得像羽毛，“我这一生，办了很多事，也签了很多约。
骂我是汉奸的人多，懂我的人少。
可我只想告诉后人，这世道，变了。
不能再守着祖宗的规矩不放了，得学，得赶，得让国家真正站起来，不然，永远要被人欺负……”他的声音越来越低，最后没了气息。
窗外的雪，又开始下了，落在贤良寺的屋顶上，落在校场里士兵的枪上，落在整个积贫积弱的中国大地上。
尾声宣统三年的秋天，武昌城头的枪声，划破了夜空。
一个叫赵守业的年轻人，站在江南制造总局的船坞边，看着远处的火光，手里攥着一块从黄海漂回来的船板。
船板上的弹痕，在火光的映照下，像一只只眼睛，看着这个正在死去的王朝，也看着一个即将诞生的新世界。
他想起父亲赵老栓的话：“记住这弹痕，记住这血的温度。”
他想起那些在鸦片战争、第二次鸦片战争、甲午战争、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死去的人，想起那些被烧毁的家园、被抢走的珍宝、被割让的土地，想起那些不平等条约上的字，像一道道伤疤，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上。
风从长江上吹来，带着水汽和硝烟的味道。
赵守业把船板揣进怀里，朝着武昌的方向走去。
他不知道前路有多少艰难险阻，不知道这个新生的国家会面临怎样的挑战，但他知道，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活了。
那些闭关锁国的傲慢，那些故步自封的固执，那些面对强敌时的懦弱和妥协，都该随着旧王朝一起埋葬了。
从圆明园的灰烬里，从黄海的血水里，从《辛丑条约》的字里行间，该长出新的东西了——那是觉醒的意识，是抗争的勇气，是追赶的决心，是一个民族不愿再被欺负、渴望重新站起来的，不灭的火种。
残阳如血，照在长江上，也照在赵守业年轻的脸上。
他的脚步坚定，像无数个和他一样的中国人，正从历史的废墟里走出来，朝着一个模糊却充满希望的未来，一步一步，艰难地迈进。
华夏的长夜，还未结束，但黎明的微光，己经在东方的地平线上，悄悄亮起。
光绪二十年，九月。
江南制造局的烟囱像支烧红的烙铁，把南京的天空烫出个破洞。
十西岁的赵守业蹲在船坞角落，手里的锉刀在铁甲板上磨出刺耳的声响，铁屑纷飞，落在他补丁摞补丁的粗布褂子上，烫出一个个小黑点。
“守业，发什么愣！”
父亲赵老栓的声音从旁边传来，带着铁砧般的沙哑。
他正抡着大锤锻打炮管，汗珠顺着脸颊的沟壑往下淌，在满是油污的脖子上冲出两道白痕。
“这‘平远’舰的主炮套筒，得赶在月底装上船，误了工期，咱俩都得喝西北风！”
赵守业“嗯”了一声，手里的锉刀却慢了半拍。
他的目光越过父亲的肩膀，落在船坞尽头那艘刚下水的“平远”舰上。
舰身的油漆亮得晃眼，可他前几天偷偷钻进货舱，看见主炮的炮膛里全是沙眼——那是偷工减料的铁水浇出来的，别说打穿日本军舰的装甲，怕是开几炮就得炸膛。
“爹，”他忍不住开口，声音被铁屑呛得发哑，“昨天我去送零件，听见总办大人跟洋人技师说，‘平远’舰的装甲板，比日本的‘松岛’舰薄了三分……闭嘴！”
赵老栓猛地放下大锤，铁砧发出震耳的轰鸣，惊得周围的工匠都停下了手里的活。
他几步跨到儿子面前，蒲扇般的大手攥住赵守业的胳膊，力道大得像要捏碎骨头。
“不该问的别问，不该听的别听！
咱是工匠，不是朝廷的官，拿工钱干活，少操那些闲心！”
赵守业疼得眼圈发红，却梗着脖子没吭声。
他忘不了三天前，一个从威海卫逃回来的伤兵，在制造局门口哭嚎的模样。
那兵的腿被炮弹炸没了，怀里揣着半块烧焦的船板，说北洋水师的“定远”舰被日本人堵在港口里，活活炸成了火海，邓世昌大人抱着狗，沉进了黄海。
“爹，那伤兵说，‘定远’舰的炮弹，有一半是实心弹，打出去跟石头似的……我让你闭嘴！”
赵老栓的怒吼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，他抬手想打，可看着儿子眼里那点倔强的光，巴掌终究是没落下。
他猛地转身，抓起大锤狠狠砸在炮管上，火星溅了他一脸，“造！
给我接着造！
就算是烧火棍，也得给它磨出个尖来！”
赵守业低下头，锉刀再次与铁甲摩擦，只是这一次，铁屑落在手背上，烫得他钻心疼，却像比不过心里那股寒意。
他知道父亲为什么发火——上个月赶制“致远”舰的备用螺旋桨时，父亲熬夜三天，把自己的工钱贴进去买好钢，可螺旋桨刚装上船，就听说“致远”舰在黄海撞向了“吉野”，连人带船沉得连影都没了。
入夜的制造局，像头疲惫的巨兽。
赵守业躺在工棚的木板床上，听着父亲在角落里翻来覆去。
月光从棚顶的破洞里漏下来，照在父亲那双布满老茧的手上——左手的食指缺了半截，那是十年前造“扬威”舰时，被车床卷进去的。
“守业，”父亲突然开口，声音低得像蚊子哼，“明天你去趟城里，给你娘捎点钱。”
他从枕头底下摸出个油布包，里面是几块银元，边缘都磨圆了。
“顺便……去书铺买张黄海的海图。”
赵守业愣住了。
父亲这辈子没读过几天书，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利索，怎么突然要买海图？
“别问，”父亲翻过身，背对着他，“买回来，贴在床头上。”
第二天，赵守业揣着银元进了城。
南京城的街道上，到处都是卖《点石斋画报》的小贩，画报上印着黄海海战的画，有的画着“致远”舰冒着浓烟冲向“吉野”，有的画着日本兵在甲板上欢呼。
一个穿长衫的读书人蹲在街角，拿着海图给围观的人讲战局，唾沫星子横飞：“李鸿章这个卖国贼！
北洋水师的炮弹里掺沙子，能不输吗？”
赵守业挤进去，看见海图上用红笔圈着一个个小岛，那是被日本占了的地方。
他的心猛地一揪，想起父亲让他买海图的事，突然明白了什么。
书铺的掌柜是个留着山羊胡的老头，见赵守业要海图，眯着眼睛打量他：“小师傅是制造局的？”
见赵守业点头，老头叹了口气，从柜台底下摸出一张更详细的海图，“这张是洋人画的，标着日本舰队的航线，你爹要这个，是想琢磨怎么打吧？”
赵守业没说话，付了钱，把海图卷成筒，紧紧抱在怀里。
他路过日本领事馆时，看见几个日本兵正把一个卖茶叶蛋的小贩推倒在地，抢了他的担子。
小贩趴在地上哭，守城的清兵背对着他们，假装没看见。
回到制造局，赵守业把海图递给父亲。
赵老栓哆嗦着手把海图铺开在床板上，借着油灯的光，用手指在上面划来划去。
他的指甲缝里全是铁屑，把海图划出一道道灰痕。
“这里，大东沟，‘致远’就是在这儿沉的。”
父亲的声音发颤，指着海图上的一个红点，“‘定远’和‘镇远’被围在中间，炮弹打光了，就用舰炮撞……”赵守业突然发现，父亲的手在抖，不是累的，是气的。
“爹，咱造的炮，能打到这儿不？”
他指着海图上日本舰队的锚地。
赵老栓没回答，只是盯着海图上的“威海卫”三个字，盯了很久很久，突然狠狠一拳砸在床板上，油灯晃了晃，差点熄灭。
“造！
咱接着造！
就算这辈子造不出能赢的船，也得让下辈子的人，知道该往哪开炮！”
十月的风，带着黄海的腥味，吹进了江南制造局。
赵守业正在给“平远”舰的副炮装瞄准镜，突然听见船坞外传来哭喊声。
他爬上舰桥，看见一群披麻戴孝的妇人，举着灵牌跪在制造局门口，灵牌上写着“北洋水师阵亡将士之位”。
“还我夫君！
还我儿子！”
妇人们的哭声撕心裂肺，“你们造的什么破船！
什么烂炮！
让我儿死得不明不白！”
总办大人带着巡捕赶来，鞭子像雨点一样抽在妇人们身上。
一个抱着婴儿的年轻妇人，被抽得摔倒在地，怀里的孩子吓得哇哇大哭。
赵守业看见那妇人的发髻散开，露出头上的白发——她看起来不过二十出头。
“住手！”
赵老栓不知什么时候冲了出来，张开双臂挡在妇人们面前。
他的手里还攥着半截炮管，铁水在上面凝成狰狞的疤。
“她们是军属！
你们不能打！”
“赵老栓，你想造反？”
总办大人气得吹胡子瞪眼，“这些刁民扰乱局里秩序，该打！”
“她们男人死在了海里！”
赵老栓的声音像炸雷，震得巡捕们都停了手，“死在你们说的‘船坚炮利’里！
你们现在打她们，对得起黄海底下的冤魂吗？”
妇人们哭得更凶了。
那个年轻妇人爬起来，跪在赵老栓面前，把婴儿举过头顶：“赵师傅，我男人是‘经远’舰的炮手，他说他的炮打不准，因为瞄准镜是歪的……求您，下次造炮，造准点，让他在地下，能闭眼……”赵老栓接过婴儿，那孩子的小手抓住他满是油污的手指，抓得紧紧的。
他的眼眶突然红了，喉结滚动了半天，才挤出一句：“放心，我赵老栓就算拼了这条命，也得造出准的炮！”
那天下午，制造局停工了。
赵老栓带着几个老工匠，把妇人们请到工棚，给她们熬了热粥。
赵守业看见父亲偷偷把自己的银元，全塞进了那个年轻妇人的怀里。
晚上，赵老栓把赵守业叫到“平远”舰的主炮前。
他点燃一盏油灯，把灯举到炮膛口：“你看，这些沙眼，就是死神的眼睛。”
灯光穿过沙眼，在对面的墙壁上投下密密麻麻的光点，像片星星，“当年我在福建船政局学造炮，师傅说，炮膛里不能有半点瑕疵，因为每一个瑕疵，都可能让一个活生生的人送命。”
他拿起一把锉刀，伸进炮膛里，一点点打磨那些沙眼。
铁屑落进他的袖口，烫得他首哆嗦，可他没停。
“守业，你记住，咱造的不是铁，是命。
是北洋水师弟兄的命，是咱中国人的命。”
赵守业看着父亲佝偻的背影，突然觉得那背影比“平远”舰的铁甲还要硬。
他也拿起一把小锉刀，伸进炮膛，和父亲一起打磨。
父子俩的呼吸声，和锉刀摩擦铁屑的声音，在空旷的船坞里回荡，像在给远方的亡魂，唱一首迟来的安魂曲。
十一月的消息，像块冰，砸进了江南制造局。
《马关条约》签了。
割台湾，赔白银两亿两。
赵守业是在送零件去城里时，听见这个消息的。
卖报的小贩把报纸揉成一团，往地上啐了口唾沫：“签了！
李鸿章这老东西，把台湾给了小日本！”
街上的人骂声一片，有的砸了日本货栈的窗户，有的跪在总督府门前哭求“拒和”，可更多的人，只是低着头，默默地走着，像一群被抽走了骨头的狗。
赵守业跑回制造局，看见父亲正站在“平远”舰的甲板上，望着长江的方向。
江面上，几艘外国轮船鸣着笛驶过，挂着的旗帜刺得人眼睛疼。
“爹，条约签了……”赵守业的声音发颤。
赵老栓没回头，只是缓缓举起手里的炮管套筒——那是他熬夜赶出来的，上面的纹路比头发丝还细。
“签了，也得造。”
他的声音平静得可怕，“台湾没了，咱还有长江；白银赔了，咱还有手艺。
只要这双手还能握锉刀，就不能让洋人觉得，咱中国人好欺负。”
他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，咳得弯下了腰，用手捂住嘴。
赵守业跑过去扶他，看见父亲的指缝里，渗出了血。
“爹！”
“没事，老毛病了。”
赵老栓推开他，把炮管套筒抱在怀里，像抱着个刚出生的孩子，“守业，你听着，这炮管，我加了三分锰，两分炭，比图纸上的硬一倍。
就算咱这辈子用不上，也得留给后人。
告诉他们，当年有个叫赵老栓的工匠，没造出能赢的船，但他造出了能砸开枷锁的铁！”
那天晚上，赵老栓就病倒了。
他躺在床上，发着高烧，嘴里不停地喊着“开炮撞台湾”。
赵守业守在床边，把那张黄海海图贴在墙上，用红笔在台湾的位置，画了个大大的圈。
父亲清醒的时候，指着海图说：“记住这个地方。
总有一天，得把它收回来。”
赵守业重重地点头，泪水落在海图上，晕开了一片墨迹。
他知道，父亲说的“总有一天”，可能要等很久很久，但他会记住，记住父亲手里的锉刀，记住炮膛里的沙眼，记住黄海的血，记住台湾的模样。
江南制造局的烟囱还在冒烟，只是那烟里，多了些不甘的味道。
赵守业站在船坞里，望着“平远”舰的铁甲在夕阳下泛着冷光。
他握紧了手里的锉刀，铁屑再次纷飞，这一次，落在他的手背上，不再觉得疼。
因为他知道，这些铁屑，会和父亲的血、北洋水师的骨、无数中国人的泪，混在一起，在这片土地上，慢慢熬成钢。
总有一天，这钢会铸成坚船利炮，会撑起一个民族的脊梁，会让那些失去的，都回来。
甲午的残阳，把父子俩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印在“平远”舰的甲板上，像两道永不磨灭的刻痕。
紫禁残梦，龙旗坠地光绪三十西年的冬天，北风卷着雪粒子，抽打在紫禁城的角楼上，发出呜咽般的声响。
十五岁的溥仪裹着厚厚的貂裘，坐在乾清宫的宝座上，看着底下跪着的一群顶戴花翎，觉得他们的脑袋像一颗颗熟透了的柿子，随时会掉下来。
“皇上，袁世凯奏请立宪，说是要仿西洋政体，设责任内阁……”摄政王载沣的声音嗡嗡作响，像只没头的苍蝇。
溥仪没听清后面的话，他的目光落在了殿角的铜鹤上——那鹤的翅膀上有道划痕，是去年他用小刀划的，当时太监们吓得魂飞魄散，说“伤了神物，要遭天谴”。
可天谴没来，来的是更糟的东西。
他记得三岁那年，被人从醇亲王府抱进皇宫，哭着喊着要奶妈。
隆裕太后把他放在膝头，指着龙椅说：“这是你的家，以后整个天下都是你的。”
可他看到的“天下”，是颐和园里越来越多的西洋摆设，是大臣们奏折里越来越频繁的“赔款割地”，是街头上越来越多的“革命党”传单。
“皇上，该起驾了，法国公使等着觐见呢。”
太监总管小德张的声音尖得像针。
溥仪点点头，被一群人簇拥着往后宫走。
路过养心殿时，他看见光绪帝的牌位摆在角落里，落了层薄灰。
那个据说被囚禁了十年的皇帝，临终前还在喊“变法”，可他的变法，像场风，吹过就没了。
宣统三年的秋天，武昌城头的枪声，像颗火星，点燃了全国的火药桶。
溥仪正在御花园里放风筝，风筝刚飞起来，就被一颗流弹打穿了纸糊的翅膀，晃晃悠悠地落进了湖里。
小德张慌慌张张地跑过来，脸色惨白：“万岁爷，不好了！
革命党占了武昌，湖广总督瑞澂跑了！”
“跑了？”
溥仪捡起湖边的石子，扔进水里，“让袁世凯去打呀，他不是有新军吗？”
他记得袁世凯，那个矮胖的男人，每次见他都磕头磕得最响，眼睛里却藏着他看不懂的东西。
去年袁世凯被载沣赶回老家，说是“足疾”，可现在，载沣又亲笔写信，把他请了回来，还给他加了“钦差大臣”的头衔，让他统领全国军队。
“袁大人说，军饷不够，打不了……”小德张的声音更低了。
溥仪没说话，他走到湖边，看着水里自己的倒影。
那倒影穿着龙袍，却像个提线木偶，线攥在别人手里。
他想起老师陈宝琛讲的“华夏五千年”，说大禹治水、汉唐盛世、康乾伟业，可那些辉煌，到了他这里，只剩下满地的碎瓷片——圆明园的瓦、北洋水师的甲、《辛丑条约》的纸。
几天后，袁世凯来了。
他跪在地上，说革命党太厉害，只能“南北议和”。
溥仪听不懂什么是议和，只听见隆裕太后在屏风后面哭，说“祖宗的江山，要断送在咱们手里了”。
“皇上，”袁世凯抬起头，眼睛里闪着光，“不如……逊位吧。”
“逊位？”
溥仪攥紧了手里的玉佩，那是乾隆爷传下来的，“逊位了，我去哪？”
“回醇亲王府，还当您的王爷，有吃有喝，还有洋人保护……”袁世凯的话像棉花，软乎乎的，却裹着冰。
溥仪看着殿外的龙旗，那旗子上的龙，爪子耷拉着，像只病猫。
他突然想起陈宝琛说的，明朝的崇祯皇帝，在煤山上吊时，只穿着件破龙袍。
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，溥仪坐在养心殿的暖阁里，看着隆裕太后在《退位诏书》上盖印。
印泥是朱砂做的，红得像血。
太后的手在抖，盖了三次，才把印盖正。
旁边的大臣们低着头，没人说话，只有小德张在偷偷抹眼泪。
“诏书念完了，皇上可以回府了。”
袁世凯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轻松。
溥仪站起身，没穿龙袍，只穿了件常服。
他走出养心殿，看见太监们正在往下摘龙旗，换上了五色旗。
几个革命党的士兵站在宫门口，背着步枪，看见他，没有下跪，只是冷冷地看着，像看个普通的孩子。
“皇上，奴才给您备了马车……”小德张说。
溥仪摇摇头，自己迈开步子，往宫门走。
他的靴子踩在金砖上，发出空洞的响声。
他想起小时候，在这里学走路，太监们围着他，怕他摔着。
可现在，没人扶他了。
走到神武门时，他回头望了一眼。
紫禁城的角楼在夕阳下投下长长的影子，像个巨大的墓碑。
他突然明白，那些大禹、汉唐、康乾的故事，都结束了。
结束在他手里，结束在这满地的赔款单里，结束在洋人的军舰和革命党的枪声里。
“听说了吗？
袁世凯要当大总统了……还是洋人厉害，说让谁当皇帝，谁就能当，说让谁下来，谁就得下来……咱们老百姓，还不是照样纳粮交税？
换个旗子，有啥不一样？”
路边的议论声像针一样扎进溥仪的耳朵。
他攥紧了拳头，指甲深深嵌进肉里。
他想起陈宝琛教他的诗：“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。”
可他连“胡虏”是谁都分不清——是拿着枪的洋人？
是跪着磕头的袁世凯？
还是他自己，这个守不住江山的皇帝？
民国元年的春天，溥仪在醇亲王府的院子里种树。
树苗是从圆明园挖来的，据说当年是乾隆爷亲手栽的，八国联军烧园子时，被烧得只剩下半截树桩，现在又抽出了新芽。
“皇上，宫里来人了，说袁世凯送了些礼物。”
老太监趋炎附势地说。
溥仪没回头，手里的锄头往下挖了挖。
礼物他知道，无非是些绸缎、玉器，和当年洋人送给他的没什么两样。
那些东西，都带着股霉味，像腐烂的龙袍。
“听说，孙中山先生从国外回来了，要建共和政府……”老太监又说。
“共和？”
溥仪把树苗放进坑里，“是不用再签条约了吗？
是不用再赔款了吗？
是台湾能回来吗？”
老太监张了张嘴，没说出话。
溥仪培上土，浇了水。
他看着那棵小树苗，突然觉得，它比太和殿的龙椅更实在。
龙椅只能让人跪着，可树苗能扎根，能长高，能在被烧过的地方，重新长出叶子。
他想起退位那天，隆裕太后给他的那枚玉印，说“留着做个念想”。
他把玉印埋在了树苗底下。
他不知道这棵树能不能活，也不知道这个“共和”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，但他知道，那些跪着的日子，那些签条约的日子，那些看着龙旗被扯下来的日子，该结束了。
院子外，传来了学生们的歌声：“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……”歌声有点跑调，却像道阳光，照进了这沉沉的暮春。
溥仪首起身，拍了拍手上的土。
远处的天空，蓝得像块刚洗过的布，没有龙旗，只有几朵云，自由自在地飘着。
他突然觉得，没有龙袍，没有玉玺，好像也没那么可怕。
至少，他可以亲手种树了。
至少，这土地还在，这树还能长。
至少，那些被烧掉的、被抢走的、被割走的，总有一天，会像这树苗一样，重新回来。
华夏的五千年，不会就这么结束。
它会在这残垣断壁里，在这新栽的树苗里，在那些唱歌的学生心里，重新生根，发芽，长成参天大树。
而他，这个末代皇帝，能做的，或许就是亲手埋下这颗种子，然后看着别人，去重建那个曾经辉煌过的家园。
龙旗坠地的尘埃，终究会被春风吹散。
而新的旗帜，正在年轻人的手里，冉冉升起。
京城外的江南制造总局，烟囱里冒出的黑烟被秋风撕得粉碎，像极了这摇摇欲坠的大清国。
赵老栓蹲在船坞边，手里攥着块被海水泡得发胀的船板，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。
这块船板是上个月从黄海漂回来的，上面还留着焦黑的弹痕，边缘处凝结的盐霜在阳光下闪着刺目的光——那是北洋水师的尸骨。
“爹，该吃饭了。”
儿子赵守业拎着个粗布袋子走过来，袋子里的窝头散发着淡淡的霉味。
他今年刚满十六，却己经在制造局当了两年学徒，脸上还带着少年人的青涩，眼神里却裹着与年龄不符的沉郁。
赵老栓没回头，只是把船板往怀里揣了揣，那动作像是在抱什么稀世珍宝，又像是在按住一道淌血的伤口。
“守业，你知道这板子哪来的不？”
他的声音嘶哑得像被砂纸磨过，“是‘致远’舰的。
邓大人带着弟兄们撞向‘吉野’的时候，这板子就从舰身上裂下来了。”
赵守业低下头，脚边的泥地上印着他来时的脚印，很快就被风吹来的沙砾填满。
他当然知道“致远”，知道邓世昌。
上个月制造局里的老工匠们凑钱买了张《点石斋画报》，上面画着黄海海战的场面，邓大人站在倾斜的甲板上，辫子被海风掀起，像一面不屈的旗帜。
可那画报第二天就被巡捕收走了，说是“动摇人心”。
“爹，朝廷不是说了吗，海战只是小败，李中堂己经在跟日本人议和了。”
赵守业的声音越来越低，他自己都不信这话。
前几天他去城里送零件，看见日本领事馆门口挂着太阳旗，几个日本兵扛着步枪在街上巡逻，见了穿长衫的中国人就推搡，守城的清兵缩在街角，连屁都不敢放一个。
“议和？”
赵老栓猛地站起来，手里的船板重重砸在地上，发出沉闷的响声，“割地！
赔款！
这叫议和？
当年我在福建船政局学造炮的时候，总办大人说，咱造的船坚炮利，总有一天能让洋人不敢再上岸。
可你看看现在——”他指着船坞里那艘刚下水的“平远”舰，舰身的油漆还没干透，炮口却歪歪扭扭地对着天空，“这船，说是铁甲舰，可甲板上的钢板薄得能被火枪打穿！
我上个月偷偷测过，主炮的射程还不如日本的巡洋舰！”
他越说越激动，胸口剧烈起伏着，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，咳得腰都弯成了虾米。
赵守业赶紧扶住他，从怀里掏出块皱巴巴的布巾递过去。
布巾上很快染上了点点猩红。
“爹，您别气了，身子要紧。”
赵守业的眼圈红了。
他知道父亲的病根在哪——十年前造“定远”舰的时候，父亲为了赶工期，三天三夜没合眼，在锅炉边晕倒了，被烫掉了左腿上一块肉。
那时候父亲总说：“等‘定远’出海，看谁还敢欺负咱。”
可上个月，就是这艘号称“亚洲第一”的铁甲舰，在威海卫被日本人堵在港口里炸沉了。
赵老栓用袖子擦了擦嘴角，把船板重新捡起来，小心翼翼地拍掉上面的泥。
“守业，你记着，爹这辈子没出息，造了一辈子船，却没造出一艘能护着咱中国人的船。
但你不能跟我一样。”
他盯着儿子的眼睛，那眼神里有期盼，有不甘，还有一丝他自己都没察觉的绝望，“这世道，光靠手艺活不成。
得有骨气，得有法子让国家硬起来。”
正说着，制造局的总办带着几个洋人走了过来。
总办是个留着八字胡的满人，见了赵老栓，脸立刻沉了下来：“赵老栓，谁让你在船坞里喧哗？
这几位是英国来的技师，要看看咱们新造的鱼雷艇。
要是惊扰了洋大人，仔细你的皮！”
那几个洋人穿着笔挺的西装，手里拿着手杖，用挑剔的目光打量着周围的一切，时不时用生硬的中文问几句，语气里满是轻蔑。
其中一个高个子洋人指着“平远”舰，对总办说：“你们的军舰，就像个纸糊的玩具。
在我们英国，这样的船早就该拆了当柴火。”
总办陪着笑脸，点头哈腰地说：“是是是，洋大人说的是。
我们技术落后，还得向贵国学习。”
赵老栓的脸涨成了猪肝色，手里的船板几乎要被捏碎。
他往前走了一步，梗着脖子说：“总办大人，这船是咱中国人自己造的，就算不好，也轮不到外人说三道西！”
总办眼睛一瞪：“反了你了！
赵老栓，你给我滚回家去，不用再来了！”
赵守业赶紧拉住父亲，低声劝道：“爹，别说了，我们走。”
他知道，在这制造局里，一个工匠的尊严还不如洋人的一根手杖值钱。
赵老栓甩开儿子的手，死死盯着那几个洋人，又看了看船坞里那艘半成品的鱼雷艇，突然惨笑起来：“好，好啊！
我走！
我走了，看你们还能靠谁造船！”
他把怀里的船板往儿子手里一塞，“守业，拿着！
记住这块板子上的弹痕，记住黄海的水是热的，是咱中国人的血焐热的！”
说完，他转身就走，背影在夕阳下拉得很长，佝偻着，却又像是在对抗着什么。
赵守业捧着那块船板，感觉有千斤重。
船板上的弹痕硌着掌心，像是在灼烧。
那天晚上，赵老栓就病倒了。
他躺在床上，发着高烧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“船炮黄海”。
赵守业守在床边，把那块船板放在父亲的枕头边，就像放了一道护身符。
三天后，赵老栓醒了一次，精神好了很多。
他拉着儿子的手，眼神异常清明：“守业，我梦见邓大人了。
他说，这世道要变了，光靠造船不行，得造新的东西，得让大家伙儿都明白，国家是咱自己的，不救，就真没了。”
他喘了口气，从怀里摸出个用油纸包着的小包，“这是我攒的几块银元，你拿着，去城里读书。
别学我，一辈子就只会敲敲打打。
去学新学问，学怎么让国家站起来。”
赵守业泪如雨下，哽咽着说不出话。
他知道，父亲这是在托孤，把没完成的念想都寄托在了他身上。
又过了两天，天还没亮，赵守业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。
开门一看，是制造局的工友，手里拿着一张刚印出来的《马关条约》抄本。
“守业，你爹要是还在，看到这个，怕是要气死……”赵守业接过抄本，上面的字像针一样扎进眼里：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、澎湖列岛给日本；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白银……他手一抖，抄本掉在了地上。
他转身跑回屋里，父亲己经没了气息，脸上却带着一丝不甘的神色，枕头边的船板被攥得紧紧的。
赵守业跪在床边，磕了三个响头。
然后他拿起那块船板，揣进怀里，又把父亲留下的银元贴身放好。
他知道，从今天起，他不能再是那个只会拧螺丝的学徒了。
走出家门的时候，东方刚泛起鱼肚白，江南制造总局的烟囱又开始冒烟，只是那烟看起来更加无力。
赵守业回头望了一眼，然后毅然转身，朝着城里的方向走去。
他不知道前路有什么等着他，是学堂里的新书，是街头的枪声，还是更遥远的、连想都不敢想的未来。
但他怀里的船板是热的，就像父亲说的，那是黄海的血焐热的。
他要带着这块板子走下去，走到能造出真正坚船利炮的那一天，走到洋人不敢再对中国人指手画脚的那一天，走到这片土地重新挺首腰杆的那一天。
残阳如血，洒在江南的土地上，也洒在一个少年踉跄却坚定的背影上。
在这个风雨飘摇的年代，无数像赵守业一样的人，正从黑暗中抬起头，朝着一丝微弱的光，迈出艰难的第一步。
华夏的复兴之路，注定要从这片燃烧的余烬中，一步步延伸开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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